业界和观众近期对悬疑剧的评价普遍认为其“过于沉重”，让观众感到压抑。这种“沉重感”并非指剧集基调的低沉，而是指一种模式化的“深刻”叙事：故事背景常常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反复挖掘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成为常见手法。地域刻画也趋于刻板，常出现东北冰天雪地的工业衰败景象，以及西南地区潮湿阴郁的环境。案件往往拖延十余年，以此来营造“宿命感”。叙事手法也常通过在不同时间线间频繁跳跃来制造复杂性。正是这种程式化的“深刻”，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

为了摆脱“沉重”的批评，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元素，已成为悬疑剧创作者寻求轻松化表达的主要方向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两部悬疑剧，均以黑色喜剧的手法构建了荒诞的故事情境。正在播出的《悬案》虽然改编自真实案件，并以纪实风格为主，但在其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，也巧妙地融入了黑色幽默，增添了一些“苦涩的笑料”。

从观众的反馈来看，黑色幽默确实成功地让悬疑剧摆脱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。其内在的玩世不恭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，提供了一种观众急需的情绪价值。然而，对黑色幽默悬疑剧的全面认可尚需时日，它能否真正带领悬疑剧走出同质化创作的困境，仍需进一步观察。

用“笑”动摇推理的根基

作为网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悬疑剧已成为国产剧中的主流商业类型，并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，国内涉案题材的影视作品主要以公安刑侦剧为主。这类剧集以警方破案的智慧和坚韧意志为核心，擅长通过改编真实大案要案，展现一线刑侦工作的细节，并以其强烈的纪实感吸引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，涉案题材开始可能从罪犯的视角展开故事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国产悬疑剧也形成了本格推理、社会派悬疑、家庭悬疑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流派。

但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，或属于何种风格流派，悬疑剧的基本要求都包含一定程度的“可推理性”。“可推理性”指的是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联系，是故事情节的逻辑性。换言之，观众应能根据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观察，推断出凶手和动机的可能性。

一部悬疑剧的风格流派往往与其“可推理性”紧密相关。

如果创作者将“可推理性”推向极致，创作出的很可能是逻辑至上、侧重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剧。当创作者引入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因素，使得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实现时，便可能诞生社会派悬疑剧。如果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关系，则形成了家庭悬疑或女性悬疑剧。而黑色幽默悬疑剧则往往将“可推理性”调至最低。其喜剧效果来源于对因果关系的颠覆和对逻辑的消解，旨在将观众从意义的重负中解放出来。因此，它会在线索和真相之间充斥大量的巧合、误会和不可抗力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是黑色幽默运用较为彻底的一部悬疑剧。

该剧的情节主线大致可以概括为一次阴差阳错的荒唐“下派”：由于一起后来被证明子虚乌有的“警察遇害案”，省局的一位“边缘人物”张一昂被下派到三江口警察局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一向运气不佳的张一昂突然“锦鲤附体”，所说之事皆成真，即使他什么都没说，下属也会“领会指示”推动案件进展。凭借这种误打误撞，他意外地牵扯出当地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，并最终借力打力将其一网打尽。

从“可推理性”的角度来看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推理的。剧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，都建立在极致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上。

例如，让张一昂“开局立功”的通缉犯抓捕案，他本是为自证清白而追查外卖员，却意外地让其通缉犯丈夫自投罗网。又如，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，本已被嫌疑人丢弃在出城的货运火车上，却恰巧被一名扒火车的文物贩子捡到，并在后续侦办中被警方发现，成为案件的突破口。此外，还有一对极其“敬业”的笨贼，他们屡次根据精妙的理论指导选择最佳抢劫目标，却又总是阴差阳错地与成功失之交臂。

然而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恰恰蕴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之中。这是一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讽刺和嘲弄，是对世界混沌和无意义性的强调。在悬疑剧中，只要这种讽刺和嘲讽主要针对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，观众便能毫无负担地开怀大笑。

幽默不彻底，便是彻底不幽默

不过，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非只有轻松的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种苦涩的笑，它源于对残酷现实和种种弊病的痛恨以及无力感，其中蕴含着难以言喻的深层痛苦。从根本上说，它总是要解构一些约定俗成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才能实现情绪的释放。其喜剧性与讽刺性是相伴相生的。

例如，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对“表里不一”的官员方庸的刻画就极具讽刺意味。通过这一角色，创作者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学。方庸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上下班，从不参加应酬，并每月固定捐款做慈善。然而，私下里他却大肆索贿，家中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扮演的清廉形象太过成功，甚至让妻子因无法忍受这种“清贫”生活而选择离开。但正是因为他精湛的演技，让上级深受感动，决定将其调往省城一个闲职养老。由此，他才急于在临走前大捞一笔。可以说，没有对方庸这一角色的夸张、极端的塑造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效果和现实批判性都会大打折扣。

再如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，这个角色虽然讨喜，但仍不乏讽刺之处。与以往悬疑剧中洞察敏锐、办案高效的警察不同，张一昂在成为“锦鲤体质”的“张局”之前，实际上是一名被刑侦队伍边缘化的倒霉蛋。他喜欢“吟诗”，不仅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，更是人物无力感的体现。面对生活中难以改变的障碍，他选择以一种玩世不恭、有趣的姿态来看待它们，这正是张一昂最能引发观众共鸣之处。

此外，许多时候一个悬疑故事并不一定能容纳太多的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之上，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道德慰藉：好人有好报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公权力会保护每一个普通人。这个类型的底层逻辑是不容解构的。因此，黑色幽默在部分悬疑故事中难以施展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，该剧讲述了一位中年危机男主角，意外从二手别墅的墙中发现巨款，从而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奇遇。该剧在主角余鸣的塑造上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也因此受到观众批评。如果坚守“好人有好报”的道德准则，他应该立即报警，但故事也随之结束；如果让他暗中转移、洗白巨款，虽然有了讽刺意味，但又离正义和秩序稍显遥远。创作者最终选择了折衷方案：让余鸣先犯蠢高调炫富，重现了《百万英镑》中“有钱即使不能花也能让钱生钱”的讽刺；随后引入各方势力争夺，上演绑架闹剧，将故事扭转为“委屈好人终得好报”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不定，本质上是悬疑与黑色幽默相互制约的结果。一方面需要主角面对一笔缺乏道德支撑的意外之财，另一方面又希望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正是这种叙事上的“贪心”，最终使得角色沦为一个摇摆不定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提供了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，但显然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以解构的方式呈现。

对于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，黑色幽默或许可以作为点缀，但涉及对公安干警的塑造和严肃的侦办过程，则不应随意解构。而那些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，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立联系。

当前，观众对悬疑剧模式化的“深刻”已感到审美疲劳，黑色幽默悬疑剧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情绪宣泄的出口。

然而，我们也应警惕，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沦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毕竟，只解构不建构是危险的。当崇高的事物跌落之后，若没有新的意义及时填补空缺，不安与偏见便会乘虚而入。而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，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，始终是那块不容解构的创作基石。